消息传到乡下，传到农场，传到每一个知青点。
    那些已经在田间地头干了七八年的知青们，听到消息后，很多人当场就哭了。
    十一年了。
    从1966年到1977年，整整十一年没有高考。
    他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——在农场干活，找个当地姑娘结婚，生孩子，然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    可现在，机会来了。
    所有知青点都沸腾了。
    有人翻箱倒柜找旧课本，有人写信给家里让寄复习资料，有人白天干完活，晚上点著煤油灯看书看到后半夜。
    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，更是咬著牙拼——这是唯一的机会，回城的机会，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    閆家老三閆解旷还在西北农场，已经待了整整八年。
    閆埠贵收到他的信，信上说想考大学，让家里帮忙找复习资料寄过去。
    閆埠贵拿著信，手都在抖。
    他把信给三大妈看，三大妈看了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    “这孩子……这孩子还没放弃……”
    閆埠贵点点头：“没放弃好，没放弃就有希望。”
    他第二天就出门，满城跑新华书店，给解旷买复习资料。有些书买不到，他就托人借，借来连夜抄，抄完了再寄出去。
    三大妈看著老头子戴著老花镜，一页一页抄书的样子，心里又酸又暖。
    “你说，解旷能考上吗？”
    閆埠贵头也不抬：“考不考上另说，至少有个念想。有念想，日子就能过下去。”
    其实就閆解旷的成绩，初中成绩平平，连高中都没有读过，还想跟著人家考大学做梦呢？
    1977年12月。
    570万考生走进考场。
    这是中国歷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。
    考生的年龄从十六七到三十五六，有的父子同场，有的夫妻同考。
    考场外，是焦急等待的家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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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考场內，是奋笔疾书的考生。
    林远虽然没有参加考试，但他特意请了一天假，骑车去考场外面转了转。
    看著那些进进出出的考生，看著那些焦急等待的家长，他心里感慨万千。
    他知道，这些走进考场的人，很多人的命运將从此改变。
    他更知道，两年后，他的儿子也会走进考场。
    那一天，他会亲自来送。
    1978年春天。
    高考成绩公布。
    全国570万考生，最终录取27万人。
    录取率不到5%。
    1978年春天，高考放榜过后不久。
    閆埠贵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信，信封已经被他捏得皱皱巴巴。
    他不敢拆。
    等日头升到半空，他终於把信封撕开了。
    一行行看下来，看到最后，他的手垂了下去。
    “没考上。”閆埠贵说。
    三大妈愣了愣，眼眶红了，但没哭。
    信上说，爸，妈，我没事。
    考不上正常，我初中那点底子，高中一天没念过，能考上才怪。
    你们別难过，我在这边挺好的，日子能过。
    閆埠贵看完信，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三大妈在旁边抹眼泪：“都二十六了，再不回来……这辈子就真留在那儿了。”
    閆埠贵把信放下。
    “得想办法，考不上大学，咱就走別的路子。”
    从那天起，閆埠贵开始四处打听。
    他跑街道办事处，跑劳动局，跑知青办，跑一切能跑的地方。
    求人，递烟，说好话，把这张老脸豁出去往地上摔。
    可得到的答覆都一样：难。
    现在知青都在陆续往回办，名额紧得很，有关係的有门路的早就办回来了，剩下的全在排队。
    排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
    三年五年？十年八年？都有可能。
    閆埠贵回到家，坐在条凳上抽闷烟。
    三大妈看著他的样子，心疼，又不敢说话。
    “老大家的。”閆埠贵忽然开口。
    三大妈抬起头。
    “於莉，让於莉帮忙问问林远。”
    三大妈愣了：“林远？他……”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閆埠贵打断她，“人家跟咱们没关係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
    但总得试试。解旷的事，不能再拖了。”
    三大妈沉默了半晌，点点头。
    於莉听说这事后，没有立刻答应。
    她在林远身边干了这么多年，最清楚林远的脾气——能帮的，不用你开口；不能帮的，开口也没用。
    但她还是找了个合適的机会，把事情说了。
    林远听完，没说话。
    於莉站在旁边，心里有些忐忑。
    她知道公公婆婆那点小心思——说是让帮忙问问，其实就是想让林远出面。
    可林远这些年，帮过的人不少，但从不揽这种事。
    林远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公公开口说要出钱？”
    於莉点头：“说是愿意花钱买。”
    林远沉吟片刻。
    “罐头厂，李二狗家。”
    於莉一愣。
    林远没有多解释，只说：“让你公婆自己去罐头厂打听打听，找姓李的二狗家谈。”
    於莉心里虽疑惑，但没敢多问，点头应了。
    消息传到閆埠贵耳朵里，他二话不说，第二天就去了罐头厂。
    罐头厂在永定门外，骑车得一个多钟头。
    閆埠贵天不亮就出门，到地方时厂门刚开。
    他在门口蹲了大半天，东打听西打听，终於问到了姓李二狗家。
    李家就住在厂后面的家属院，老李头是厂里的老工人，干了一辈子，今年刚退休。
    他有个工作名额，想卖出去，换点养老钱。
    老李头开价一千。
    一千块。
    閆埠贵倒吸一口凉气。
    他这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    可他没犹豫太久。
    “我要了。”他说。
    接下来几天，閆埠贵把家底偷偷的拿到黑市去给卖了些。
    1978年1月中旬，閆解旷回来了。
    那天，閆埠贵和三大妈一大早就去火车站接人。
    火车晚点了两个多小时，他们就在站台上站了两个多小时。
    人潮一波一波涌出来，又一波一波散去。
    三大妈的眼睛都快盯花了，忽然，她一把抓住閆埠贵的胳膊。
    “那儿！那儿是不是？”
    閆埠贵顺著她指的方向看去。
    一个瘦高的人影从出站口走出来，背著个破旧的铺盖卷，身上穿著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，脸黑得像锅底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陷。
    閆埠贵愣住了。